一場席捲全球的住房負擔能力危機正愈演愈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數據，在COVID-19疫情過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住房負擔能力已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點，情況甚至比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高峰更為嚴峻。 這場危機的根源，是疫情期間的超低利率與財政刺激，疊加長期存在的房屋供應短缺，最終在各國央行為對抗通膨而採取的激進升息行動下引爆。
疫情初期，全球主要央行為了穩定經濟，紛紛降息並擴大貨幣供給。 這項舉措讓借貸成本降至歷史低點，意外地點燃了房市的非理性繁榮。根據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大通(JP Morgan)的研究，在遠距工作成為常態的推力下，人們對更大居住空間的需求激增，導致全球房價出現40年來最快的漲幅。 這股由廉價資金與疫情催生的購屋熱潮，為後來的市場急凍埋下了伏筆。
不過，好景不常。伴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通膨巨獸悄然現身，迫使各國央行猛踩剎車。根據Bankrate的報導，美國聯準會(Fed)帶頭啟動了數十年來最猛烈的升息循環，抵押貸款利率隨之飆升。 根據一份研究，從2019年底到2024年底，美國30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從3.7%攀升至6.9%，這使得潛在購屋者的每月還款成本幾乎翻倍。
利率的急遽攀升，直接扼殺了市場需求，並將住房負擔能力推向崩潰邊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德國等已開發國家的住房負擔能力指數均出現了懸崖式下跌。 KPMG的分析也提到，那些在疫情期間房市過熱的經濟體，如今正普遍面臨價格修正的壓力。 許多潛在買家發現自己一夜之間被擠出市場，購屋夢想變得遙不可及。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波需求面的衝擊，恰好撞上了早已脆弱不堪的供給面。世界銀行的報告警告，早在疫情前，全球就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預計到將有16億人受影響。 數十年來，許多城市的土地、勞動力和建材短缺問題持續惡化，再加上繁瑣的規劃法規限制，都嚴重阻礙了新屋的建設速度，尤其是價格親民的住宅。
這場危機的影響在各大都會區尤為明顯。根據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發布的《Demographia國際住房負擔能力報告》，以房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指標來看，許多城市已達到「極度難以負擔」的等級。 香港再次蟬聯全球最難負擔城市，其房價是家庭年收入的14.4倍。緊隨其後的是雪梨、溫哥華、聖荷西和洛杉磯等城市。
澳洲的情況尤其引人注目，根據一份澳洲房產研究報告，全國四大指標中有三項在創下歷史新高，包括房價收入比、儲蓄購屋頭期款所需年限以及租金佔收入比例。 澳洲人現在平均需要花費11年才能存到20%的頭期款，而在雪梨、阿得雷德等主要城市，這個時間更長。 這顯示出無論是購屋還是租屋，壓力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高昂的房價不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更對年輕世代造成了沉重打擊。 根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調查，首次購屋者的平均年齡已攀升至38歲的歷史新高。 Politico的分析認為，這種困境可能助長民粹主義情緒，讓年輕選民對民主體制能否解決問題感到更加懷疑。 同時，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的數據顯示，全球約有1億人無家可歸，住房危機是導致此問題的直接因素之一。
目前，全球房市陷入一種奇特的僵局。高利率雖然冷卻了買氣，但房價並未如預期般大幅下跌。 經濟學家將此現象歸因於「鎖定效應」：許多在疫情期間鎖定低利率的屋主不願出售房屋，導致市場上的待售物件極度稀缺。 供給的匱乏支撐了高昂的價格，形成一個需求疲軟但價格依舊堅挺的矛盾市場。
當購屋大門逐漸關上，越來越多的人被迫湧入租賃市場，進而推高了租金水平。 澳洲房產研究機構Cotality的報告指出，租金佔收入的比例已達到創紀錄的33.4%，遠高於20年來的平均水平。 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租金上漲使得儲蓄變得更加困難，而儲蓄困難又讓購屋變得更不可能，將無數家庭困在不穩定的租屋生活中。
